認識台灣

除了恨，我也愛台灣選舉
 
[文 ] 羅世宏
(作者係台灣學者，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現任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從校園到社會
在台灣，選舉已是家常便飯，各種大大小小的選舉從未間斷，大的選舉有「總統」、「立法委員」選舉，小的選舉包括各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定期改選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長、村、里長等等。
 
先從我最熟悉的大學校園說起。我所任教的學校是一所公立大學，如同台灣的其他公立大學，大學校長的任期是四年。現任校長如果想爭取連任，必須在任期屆滿前舉 辦公開說明會，並由大學教職員和學生代表組成的校務會議行使同意權，若同意其連任的票數不過半，現任校長即無法連任，而必須啟動重新遴選校長的程序。
 
遴選校長的程序啟動後，有志於參選校長的校內外教授必須經由全校專任教師票選並獲得一定票數後，才有資格被選為校長。在票選前，多位校長候選人必須公開說明 治校理念與具體做法，也需要回應大學師生的各種提問。這是台灣大學校園中「校園民主、教授治校」理念實踐的一部分，校長的行政權力來自於「選民」(大學教 師)的授權，而且這種授權的性質是暫時性的。
從校長以下，各個學院和系所主管也需經由一定的公開遴選程序產生，先由學院和系所教師互選產生院長、系主任遴選委員會，再由遴選委員會票選院長、系主任。
 
許多大學校園裡的學生自治組織近年來也出現選情冷淡的情形，學生會和學生議會代表的參選者少，或許因為現今許多大學生忙著玩樂、打工、考研、投考公職或準備就業，而無暇投入太多心力去參與校園公共事務。
 
這 與二十年前我那個時代的大學生形成極大反差。當年學生自治組織普選制度是好不容易才爭取實現的，為爭奪大學學生會長職位或學生會代表席次，國民黨籍和非國 民黨籍的學生參選人陣營旗幟鮮明，全力以赴。校園選舉與校園外的政治選舉，也不過是一牆之隔，當年歷經校園選戰洗禮的活躍學生，在畢業後真正步入政壇的也 不乏其人。
 
小 校園是大社會的縮影，但校園選風相對幹淨、平和，至少在選舉過程中不容易出現黑函攻擊、買票賄選等「斯文掃地」的狀況。政治選舉則不然，台灣各項公職選舉 不時發生各種亂象，從「總統」選舉的槍擊意外，到地方選舉的買票做票，候選人的作秀表演，選民的民粹激情，實在令人不敢苟同。
 
在這個背景下，也就不難理解香港影星成龍公開說台灣的選舉是個笑話，或一些大陸朋友對台灣選舉冷嘲熱諷，因為台灣人有時也對選舉亂象感到不好意思。不過，對於嘲笑和全盤否定，台灣民眾一定很不服氣。
 
一場角色扮演的戰爭遊戲
 
先說說選戰，台灣選舉宛如一場無煙硝的戰爭，是一場又一場角色扮演的戰爭遊戲。這場戰爭遊戲的規則，以選票多寡決勝負，但勝者不為王，敗者也不至於落草為 寇。勝者無法權力一把抓，反而受到許多權力的約束，包括必須依法將個人及至親的財產攤在陽光底下。敗者不至於全盤皆輸，仍可透過議會或是公民社運的渠道， 行使監督制衡選戰贏家的權利。
 
更重要的是，這一場又一場的角色扮演遊戲一般是公平的。贏家不一定永遠扮演贏家，輸家也還有捲土重來的機會，因為永遠有下一場輸贏未定的選舉等在前頭。
 
「看來是蔡英文代表民進黨參選的可能性比較大？」我邊看電視新聞邊點評。
老婆在一旁卻不以為然地說：「亂講，我覺得蘇貞昌比較可能。」
「要不要賭賭看？」
「賭就賭，誰怕誰？」
一場小家庭內的玩笑或餘興節目就這麼開始，外張內弛，不傷感情。
許多政治人物在歷次選舉中從不缺席，各路人馬粉墨登場，好不熱鬧。幾位民進黨前主席是最明顯的例子，例如自稱「用一生準備當好總統」的許信良，最近登記參加 民進黨總統初選，一生未忘情「總統」大位，三次參選「總統」屢敗屢戰。許信良在1996年敗給彭明敏、2000年敗給陳水扁，這次面對蔡英文、蘇貞昌，雖 然自知毫無勝算，但藉著此次參選時機發表「我有話說」的聲明，提出「扶弱濟貧、社福優先；確保現狀、大膽開放」的主張，希望無論誰當選下任「總統」，能將 他的主張納入「施政主軸」。
 
另一位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最近也聯合歌手羅大佑等人發起了「我心未死」簽名運動，並且不排除參選下任「總統」的可能性。
 
除 了候選人和政黨在選戰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外，真正的主角是選民。不管是富商巨賈，或是升斗小民，人人是選民，票票等值，而且每一票都要靠候選人和所屬政黨用 盡氣力去爭取，不僅要說服選民在投票日走進投票所投票，還要想方設法讓選民把票投給自己。雖然有時選舉勝負結果可以預見，但往往不到最後一刻不知道誰贏誰 輸，這就為選戰遊戲增添了刺激性與娛樂性。誰說選民不應該在滿足當家做主的慾望的同時，也理直氣壯地享受這場集體狂歡的派對？
 
預定在2012年3月舉行的「總統大選」距今還有一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初選就已經開跑。雖然這場初選的贏家極有可能是明年大選的輸家，但看到蔡英文和 蘇貞昌一副認真投入、捨我其誰的神色，想到這場民進黨黨內初選的輸家此後勢必要為贏家抬轎助選，還得拋開競選過程中難免產生的嫌隙，就不得不感到把政治當 做職業的確實是大有人在。再者，既然演員認真做戲，身為選民的我們也就享受看戲，這可比政治人物隨便應個卯、選民不聞不問要好多了。台灣選舉的微妙與趣味 即在於此，非台灣選民或許不足以心領神會矣。

「責任政治」的無限可能
 
台灣選民有很多種。對政治狂熱的，恨不得手上不只一張選票，而對政治冷漠的人，厭惡甚至根本懶得去投票。大多數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內)可能介於兩者之間，其 中越來越多的人有更清楚的政治自覺，感到人民只有投票那天真正被當主人對待，其它時間只能聽任掌握權力的政客擺佈，不滿台灣選舉被藍綠的政治利益和意識形 態所綁架，不想繼續在藍綠政黨這兩個爛蘋果中作選擇。
 
難道藍綠之外，選民真的沒有其他選擇了嗎？有的，而且還不少。
 
台灣選民當中溫和理性的一群這幾年開始醞釀一場又一場的「顏色革命」，拒絕繼續被藍營或綠營綁架的宿命，開始以各種積極的公民行動對這只非理性政治的藍綠怪獸合體，展開反擊。
這些積極的公民行動，既是顏色革命，也是馴獸之旅。
 
去年，一些厭惡藍綠的社運團體分進合擊，展現新的政治想像力與可能性。一個是由多個社運團體組成的「人民火大行動聯盟」，號召公民組成「公民參政團」推舉候 選人，並以「互負責任、集體共決、履約保證」的理念投入選戰，被推舉出來的候選人在選前要先簽訂「民主契約」與「辭職書」，當選後若沒有實現對公民的承 諾，必須辭職下台。他們這麼做的目標很簡單，希望選前是老大的選民，在選後還是老大。
 
在去年底的「五都」三合一選舉中也有另一股公民行動的力量，以「把藍綠還給大地，讓政治回歸生活」為訴求，關注環境和勞工議題的綠黨推出五位候選人角逐台北 市的議員，不少身邊的朋友加入網絡簽名支持的行動，我的學生當中也有人主動透過博客和播客(視頻分享)為之串連造勢，其中三位還通過互聯網成功募到參選保 證金20萬元新台幣。雖然結果還是無法鬆動藍綠綁架選舉的既有政治板塊，無一當選，但這次綠黨五位候選人的得票數有所成長。可惜我的戶籍未設在台北市，否 則綠黨候選人少不了我這一票。
 
此 前，台灣的公民團體也曾在2004年「總統選舉」時推動「投廢票運動」，結果開出了33萬張廢票，雖不一定真正影響了選舉勝負結果，但意思到了。這場投廢 票運動同時給國民黨和民進黨傳達了一個明白的信號，那就是人民不再願意被迫接受「爛中選一」的選舉遊戲，兩大政黨的候選人必須重新謙卑學習、真誠聆聽來自 民間底層的聲音，必須開始告別非理性、破壞多於建設的政治鬥爭慣性與惰性。
 
這些，是台灣過去二十多年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逐步積累的選舉文化。相信在台灣有不少人和我有相同的認識，我們越來越清楚：選舉只是民主體制公共生活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真正要緊的不僅是選舉時行使理性選民的權利，選後更要善於盡到積極公民的責任。

建易行難的台灣小黨
 
你知道嗎？台灣除了中國國民黨(國民黨)和民主進步黨(民進黨)兩大政黨之外，還有多達151個小黨。
 
這些小黨，除了少數特殊情況，選舉得票率一般不高，也不一定在每次選舉中推出候選人。一度曾經形成第三勢力的政黨如趙少康、郁慕明等人成立的新黨，宋楚瑜發 起成立的親民黨，近年來聲勢大不如前，由於選舉的現實考慮，不少有選舉實力的候選人出走，甚至有人不斷變換黨籍，先從國民黨變成新黨，再從新黨變成親民黨，最後又從親民黨變回國民黨。
其他的小黨可謂五花八門，為藍綠兩端的政治光譜增添不少色彩。例如：以 「紅」為名的紅黨，是前國民黨籍的姚立明脫黨後成立的新政黨，主張「破除台灣社會目前藍綠激化的迷思，亦即不藍不綠、亦藍亦綠、不分藍綠」，並以代表太 陽、象徵熱情的紅色，希望「為社會黑暗的角落帶來陽光，重新喚醒台灣人民生命的熱情，以帶給台灣人民喜樂為職志」。而以顏色為名的政黨還有關注環境議題的 綠黨。
 
關心特定階層或族群利益的政黨也不少，有關注勞工權益的工黨和勞動黨，關注客家族群語言文化與權益的客家黨，關注原住民族群權益的台灣原住民黨，以及關注婦女權益的中國婦女黨，等等。
 
另有名稱相仿的政黨，例如在國民黨之外另有台灣國民黨，民進黨之外有中國民主進步黨，台灣黨之外有新台灣黨。名稱相仿，眼花繚亂，但政治主張與政治實力大不相同。
 
更特別的是台灣共產黨。在2008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出第644號解釋之後，在台灣可以合法公開主張共產主義，屬於「憲法」所保障的人民結社與言論自由權 利。七十年前台灣也有一個以謝雪紅為領導者的台灣共產黨，與目前的台灣共產黨之間完全沒有關聯。有趣的是，此前台灣共產黨主席王老養等人曾到台北圓山飯店 前拉著「台灣共產黨歡迎海協會會長陳云林」 的紅布條，引人注目。
 
除了參選之外，台灣的小黨也經常對公共事務表達立場。例如勞動黨近日發動支持者前往美國在台協會(AIT)抗議，譴責美英法等國家以軍事力量干涉利比亞內政，要求立即停止轟炸，撤銷禁航區、解除對利比亞的經濟封鎖。
 
基本上，在台灣要成立一個政黨不難，但要吸收黨員並不容易，要在選舉中獲得選票更是難上加難。依據「人民團體法」，只要備妥申請書、章程(黨章)、負責人名冊、成立大會紀錄、成立大會黨員出席簽名冊等數據，就可以向內政部備案登記成立政黨。
 
不過，實際上，兩大政黨比較有錢，背後金主較多，也較受到媒體青睞。說實在的，一般在選舉期間，選民大多不太清楚還有哪些小黨候選人參選，選舉結果也通常不利於小黨。
 
當然，小黨的生存困境也和選舉制度有關。現行選舉制度，不利於小黨發展。以「總統」選舉為例，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政黨若在最近一次「總 統」或「立委」選舉得票率達5%以上者，可推薦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若最近一次「總統」或「立委」選舉得票率未達5%，小黨的「總統」參選人 必須在一定期間內募集25萬人以上的公民聯署，並繳納1500萬元保證金後，才能真正取得候選資格。?換句話說，在選制進一步改革之前，小黨要在選舉中取 得一席之地並不容易。沒有錢是萬萬不能，有錢也不一定能得到夠多的選票，小黨的參選路可謂滿佈荊棘。


[文] 張鐵志
 
(作者簡介：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上月，我和台灣一群文化人來到台灣中部彰化的大片海岸濕地。政府準備在此地建立一個大型的石化工廠區，這個項目一旦建成，不僅會讓整片濕地消失，嚴重污染這片魚米之鄉(彰化是台灣重要的稻米和疏果生產地)，甚至還會造成惡劣的空氣污染。
 
在前輩詩人吳晟號召下，我和幾位作家以及環保團體一起合作，邀請了許多作家、音樂人、電影導演來到這片美麗而珍貴的濕地，希望他們在這裡得到感動後，創作出動人的作品，從而影響更多人參與進來保護這片濕地。
 
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學生和環保團體發出抗議的聲音，一千多名學界人士也聯署反對這一石化項目。
 
這 次保護濕地行動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政府預計以每平方米一百台幣的價格把這塊土地賣給財團，環保團體也對應地提出了一個「國民信託」概念，用每平方米 119元新台幣的價格發動全民認股買下濕地，以此拯救白海豚的生態環境。不到一百天，就累積有近35,000人認購了總計超過150萬股，資金總額達到 1.8億多。從家庭主婦到小學生都參與到認購行動中，充分發揮了公民社會的力量。
 
這場反國光石化的行動，是台灣近年來的一次結合新舊公民運動形態的重要運動。民間組織研究並擬定政策後，進而發動公民個人和草根組織走上街頭抗議，在抗議形式上，他們還開發出了一些非常具有想像力和極富創意的行動方式，並充分利用網絡傳播，讓活動的影響力迅速擴大。
 
儘管參與這次反國光石化行動的人們，和三十年前「解嚴」後的人們所面臨的處境已大不相同，但他們的憤怒卻是一樣的，目標也幾乎相同，那就是：抵抗國家與財團不當的開發案，並且深化公民的民主實踐。
 
從民間社會到公民社會
提到台灣民主，你也許首先會想到台灣的選舉文化，電視螢屏上整天充斥的罵戰和群毆。但在黨爭之外的台灣，是被遮蔽的，也不被觀光客瞭解，台灣社會的公民組織和社會運動實際上是構成台灣民主的重要力量，長期推動著台灣社會的成熟和發展。
 
從1970年代開始，台灣的社會能量從長久的高壓統治下開始得到解放，當時出現了許多新的文化氣象，也有一些政治反對運動有了組織的雛形，但所有的組織結社都還是在黨國體制的嚴密控制之下進行，儘管大家會有高壓之下爭取自由的願望，民眾中間卻還沒有強烈的公民意識。
直 到1980年代，民眾才開始勇敢地站出來，爭取他們被侵犯的權利：勞工爭取他們被積欠的工資，要求改善惡劣的工作條件；消費者爭取吃到不受污染的安全食 品；農民抗議嚴重的環境公害等等。在整個社會都躁動的時期，一些社會群體也更為鮮明地提出了掙脫國家的管制、追尋自主空間的強烈訴求。
 
1987 年「解嚴」之後，台灣社會發生了重大的、革命性的轉變，整個緊繃的社會一下子鬆弛下來，各種社會運動的頻率和強度都大為增加，不論是校園、農民、婦女和原 住民，都陸續地走上街頭，積極地參加到社運中，以此維護自己長期被侵犯、被壓制的權利。那是台灣歷史上一個激情燃燒的「抗爭性民間社會」，大家組織在一 起，以各種方式反抗威權統治，對抗政府。
而到了1990年代，一個對抗性的「民間社會」逐漸轉變為 「公民社會」。因為一方面，威權體制逐漸崩解，人民的基本權利獲得逐步保障，形式民主被一步步建造起來，所以對抗性減低。但另一方面，人們也開始認識到民 主的建立不只需要專制政權的解體，也不只是有選舉制度和政黨競爭─當然這些都很關鍵，但我們還必須深化公民的政治參與、改善民主治理的質量。
 
如果在「民間社會」時期，民眾是要求國家退出社會領域，如不再控制媒體、工會、校園等；在「公民社會」時期，則是要求國家介入，如媒體改革和社會福利。前者是反抗性的；後者則是民眾的自我組織，這種社會和國家關係的重構，尋求的是一個多元思辨的、豐盛的公共領域。
上 面提到的反國光石化行動，就是近年來一次突出的公民運動，不僅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學者聯名呼籲，社會組織也提出了「國民信託」這個有效的概念，號召大家以 認捐的方式來拯救濕地，這不失為一次豐沛的政治想像。台灣社會經歷了1980年代的對抗運動、獲得了新公民的身份後，進一步開發出不同的方式來持續改變傳 統的權力結構，從而完善對台灣社會的治理。
社區裡的「小革命」
最近在台灣出版了一本名為《我的小革命》的新書，提出在社會的各個不同角落的力量都在推動社會變遷的觀點，這些新運動不只是針對公共政策，還針對日常生活的改造，他們試圖讓各種弱勢的個體獲得平等與尊嚴。
 
例如在過去，社區只是黨國體制由下而上控制的一個最為下層的細胞，而民主社會的社區運動，就是把社區居民的主體性召喚出來，讓他們成為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主動打造社區美好生活的公民。
 
在1987年6月，台灣嘉義縣新港鄉的醫生陳錦煌邀請云門舞集的林懷民來嘉義公演，並鼓吹小鎮不要脫衣舞文化，而應尋找失落的文化傳承。當年10月，「新港文教基金會」成立，開始從事地方文史調查、推動社區文化活動、村裡環境美化。這些活動成為後來社區運動的重要原型。
另 一種社區運動的原型是在抵抗中建立社區意識，比如高雄縣美濃。一群返鄉的知識分子在1990年代初成立「美濃愛鄉協進會」，主要為了反對政府在美濃興建水 庫的計劃，他們組織社區居民，對地方生態環境進行調查，舉辦在地藝術節。從美濃反水庫運動中誕生的民謠樂隊「交工」，更成為台灣音樂地圖上最優秀的一支樂 隊。
 
1980 年代以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台灣的水資源出現嚴重問題，1991年，台灣國民黨當局決定撥巨資(1100億新台幣)興建美濃水庫，以攔住隨著湍急的河水 直奔大海的雨水，解決吃水和工農業用水的難題。但由於沒有舉行聽證會，並有專家認為壩址地質脆弱，不適合建水庫，美濃水庫方案遭到美濃人長達9年時間的強 烈抵制，直到2000年陳水扁勝選才宣佈停建。這次抗議的成功，被認為是小鎮居民對抗台灣政府的成功，成為社區運動的代表案例。
 
社 區之「小」，往往能夠讓民主的實踐直接觸及每一個公民的利益。1994年，台灣出現一場大規模的教育改革運動，改革者們接著思考如何把公民教育帶入早已離 開學校的一般民眾，如何讓知識與行動進入草根社區。因此他們開始推動「社區大學」運動。1998年，台灣第一所社區大學在台北市文山區成立，清晰地提出 「打開公共領域，發展民脈，進行社會內在反省，培養批判思考能力」的目標。1999年，由黃武雄教授催生的永和社大成立，至今，他們每學期平均註冊學生達 兩千多人，每週六都會有公共論壇，任何學員都可以免費參加。時至今日，全台灣有上百所社區大學，不少社大干部也是NGO的積極參與者，在基層社區散播公民 意識的種子。
 
農村運動最受年輕人歡迎
 
和社區運動相對應的「農村運動」，看似是一個老舊的議題，事實情況則是剛好相反，這些年來，在台灣社會吸引年輕人參與最多的，恰恰是農村運動。
 
過 去幾年，台灣社會重新反思傳統農村與農業的價值，有人因為重視「慢活」或是「有機飲食」，有人是思考糧食安全，也有人想要尋找更簡單純樸的生活，有越來越 多年輕人選擇回鄉去耕耘，他們用全新的包裝和營銷方式(如網絡購買)來推銷農產品。也有另外一批年輕人在台灣各地成立農業市集，讓生產者直接在城市與中產 階層消費者接觸，向他們售賣新鮮的無機蔬菜，打開了一個新的市場。
 
2008 年底，台灣「立法院」一讀通過「農村再生條例」，由於欠缺對農業發展的長遠思考，只是讓農村土地更迅速商品化，引發民間強烈反對。2009年，一群社區工 作者、農村子弟和學者組成「台灣農村陣線」，針對「農村再生條例」，開始進行立法遊說與草根組織，希望喚起社會重新思考農村角色與農業發展。
 
和 以往的NGO不同，「農陣」是一個相對鬆散的組織，他們沒有專屬辦公室，彼此之間主要是透過網絡串連，但是他們卻展現出了驚人的能量。從2009年到 2010年，台灣出現了一連串政府為了建立工業或科技園區而向農村徵地的糾紛，台灣農村陣線在這些糾紛中都扮演著抗爭先鋒的角色，引發台灣社會的關注。 「農陣」在過去兩年裡還舉辦「夏耘」學生營隊，讓學生去農村進行田野調查，去年夏天就有一百多名學生參加，成為一個非常受年輕人歡迎的社會組織。
 
台 灣的社會運動、公民運動呈現出了紛繁的景象，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傳統的議題和抗爭劇目就從此消失了，畢竟「立法院」和「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從來沒有 停止過人民的喧囂與黃色的布條，文章開頭所說的反對國光石化運動，或者二十多年來始終持續的反核運動在最近日本核災後風雲再起，也說明了這一點。
 
無論如何，唯有公民們以個人或集體的各種「小革命」，持續監督政治權力、追求公民權利，挑戰主流價值，台灣社會才能不斷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