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 - 自首報告：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

自首報告：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
龍應台

（本文在香港明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廣州南方都市報2007.02.05同步刊出. 轉載只節錄部分）

當二○○六年底馬英九的特支費成為一個司法事件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首長特支費中不需收據的那一半，可能並非首長薪水的一部分而是公務費，不能匯入個人薪資。馬英九，可能因此被檢察官起訴。罪名，可能是貪汙。

我太驚訝了。從一九九九年秋天踏進台北市政府成為台北市的首任文化局長開始，我的特支費的一半，三萬四千元，就是每個月直接匯入薪資帳戶的。秘書作業自動處理，沒問過我，也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還有其他的可能作法。我倒是記得跟公務員同仁有一段對話。

拿到第一張薪水單時，非常驚訝，發現原來中華民國的直轄市政務官首長月薪才十萬塊上下，跟每天至少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時數和巨大的政治壓力還真不成比例。我笑說，「比我的稿費還低。」 同仁笑答，「還好特支費的一半可以補上一點點。」

議會，有一年，因為「龍局長」不「合作」，所以通過決議刪除她的特支費一半，「以示懲罰」。

是否有例外，我不知道，但是在我個人身為政務官的經驗裡，顯然公務的慣常作業把一半特支費當作政務官的薪資補貼；監督政府預算的議會，把一半特支費也當作首長的酬勞，可以拿來作為「懲罰」官員的籌碼。官員自己，譬如我，要在離開政務官的職位四年之後，透過馬英九的案件，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這叫「貪汙」。

我自詡是一個公私分明、一絲不苟的人。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己歐洲家人的三個電話號碼親手交給秘書，清楚交代：凡是這三個號碼的電話費，請從每月電話帳單裡一筆一筆挑出來，我自己付帳，不用公款。

訪問文化局的海外貴賓絡繹不絕，往往不願意接受一般制式紀念品而希望得到局長簽名的書，累積下來數量非常龐大而且昂貴，我用自己的薪水去購買，不用特支費，因為，「局長」龍應台不能圖利「作家」龍應台。前者為公，後者為私。
如果馬英九因為那一半特支費匯入薪資而以貪汙罪起訴，那麼我該怎麼辦？我們六千五百位歷任和現任的中華民國政務官該怎麼辦？或者說，在一個現代的法治社會裡，一個好的公民該怎麼辦？

找出法條翻到「自首的定義」：

指犯罪人於犯罪未發覺前，向有偵察權之機關（如檢察署、警察局）或公務員（如檢察官、警察等）自動陳述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者。

「自首的方式」，可以去檢察署按鈴，但是「口頭陳述或書面報告均可，書面報告不以表明自首字樣為必要。」所以，這篇文章，就是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向全民的「自首」文件吧。

迷宮的出口在哪裡？

然而，我一個人或者六千五百個人的「自首」可以啟動技術層面的司法程序，但是它解決了什麼問題呢？

道德不能處理法律問題，法律又不能處理政治問題。當道德、法律、政治糾纏不清，真正的價值因而混沌不明的時候，急切的我們就很便宜地把責任放在司法身上，以為司法可以提供終極的答案。可是我們明明知道，飛機時刻表可以標出台北到羅馬的里程和時速，告訴我們一天到不到得了羅馬，但它絕不可能為我們判斷我們該不該去羅馬、羅馬是不是我們的真正目標。

法的執行者固然必須謹守他的位置，捍衛他那一個位置不可動搖的基礎價值，但是社會作為整體卻需要一個超出單一位置的高度。

白老鼠走不出他的迷宮隧道，因為他自始至終在迷宮隧道裡打轉，沒有高度，就無法綜觀全局，看見出口。我們在司法的技術解讀、藍綠的選舉盤算、統獨的玩弄操作的一條一條隧道裡一遍一遍地打轉，奮力追逐自己的尾巴，以為那就是目標。

馬英九案對於我們的社會所提出的真正問題是：我們眼光的高度要放在哪裡，才能在複雜混亂中看見出口？

我無意為馬英九背書。善良的李遠哲所經歷過的痛苦，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令人深刻戒慎恐懼的教訓。結論是，很多政治人物都是在權力的測試之下，才在午夜變成怪獸，第二天早上穿上西裝去上班。如果有一天馬英九被權力腐化也轉化成一個權力怪獸──我現在、未來，都拒絕為他負任何責任。每一個人要為自己那一張選票負責。

誰在乎馬英九，但是台灣的未來，不能不在乎。這個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八的歷史裡面，對台灣的未來是不一樣的。是在今天特定的語境裡，我認為談一談我所看到的馬氏人格特質，以及這個人格特質和民主文化的關係，可能是有歷史意義的。

而今天的特定語境就是，在歷經坎坷之後，人們開始普遍接受這樣一個邏輯：政治是一種詐術，畢竟需要手段，「不沾鍋」、有「道德潔癖」，不與人利益均霑，不講究「江湖義氣」，不懂得「你搓我的背，我搔你的癢」，不善於利用公家資源交換人情，就不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的領袖。

突然少掉一個選擇？

寫「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哲學家卡爾．波普在觀察歐洲戰後的新民主時，曾經說，徒有民主的架構是不夠的，因為填到架構裡頭去的，還是你自己的傳統的文化。如果傳統文化長不出民主的新精神來，那個架構是沒多大用的。台灣的民主飽受考驗，人民備受煎熬。在選舉的民主框框裡，填進去的仍是買官鬻爵、利益輸通、公器私用、鑽營逢迎的文化，在其中如魚得水的仍是那種傳統的擅於結幫拉派、相互哄抬的江湖人物。

問題來了：在這樣的氣氛、語境裡，馬英九這一個政治人物的品格特質，應該被怎麼看待呢？我們應該把結黨營私、互通有無的江湖幫派作法看做政治的正統而批評馬英九的「清淨自持」是一種不懂權術、眛於現實的政治幼稚病？還是把馬英九的特質裡對於「公」的固執看做一種現代公民社會的重要價值，可以堅持，值得追求？

所以馬英九案，並不只是一個司法案件而已；「馬英九現象」所逼問的是，我們的價值究竟是什麼？我們要的未來，究竟像什麼？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想像，究竟是什麼？我們相不相信現代化的優質民主真正可以在我們的傳統文化土壤裡生根？在這一個高度定住了，清楚了，我們才能決定自己對馬英九這樣的政治人物，要如何對待。他的可能的退出大選，對台灣的民主進程是得到，還是失去，還是無所謂？

馬英九的進退，不僅只是「藍營」的事，就譬如民進黨的革新也不只是「綠營」的事；台灣的生存需要優秀的政治領袖，需要優秀的政黨，馬英九和民進黨都是整個社會太珍貴的資源。

馬英九有沒有能力開創台灣民主，影響華人世界，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我不知道，不背書，不討論，但是，如果為了一個荒謬的特支費而使台灣人民對於自己的未來突然少掉一個選擇的可能，令我不安。我一點也不在乎馬英九個人，但是少掉一個選擇，對人民是一種權利的損失，路，又變得更窄。

因此我對馬英九的所謂「道德潔癖」，是不以為然的。為了維護自己的道德形象而退出大選，是不是把那個微小的自己看得太重了？難道馬英九不該和我們任何一個公民一樣，關心長程的台灣的民主未來，而不是馬英九的一己形象？跟台灣的前途比起來，個人形象算什麼？

台灣的民主，在大歷史座標上今天走到了哪一個位置？未來對台灣，尤其在兩岸關係裡，隱藏了怎樣嚴峻又可怕的挑戰？這些嚴肅的問題逼在眼前，競選二○○八，難道是為了個人仕途，而不是因為對於台灣篳路藍縷的歷史和它艱辛無比的前途，有深情，有承擔，有責任？如果是出自對於台灣這塊孕育了我們的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承擔和責任，有什麼阻礙是必須畏懼的，有什麼失去是需要擔憂的，有什麼忍辱負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歷史，需要人來承擔。人不同，歷史往往就走上了另一條路。我希望台灣多一點選擇──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台灣人在迷宮裡實在努力得太久，太累，太傷了。我們需要，迫切需要，一個寬闊的、從容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