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達原著, Big Eagle 編輯)
今年是台灣二·二八事件六十二週年的紀念。二·二 八事件是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最血腥的一次事件。尤其在今天的台灣,兩大政黨都有歷史的一脈傳承,六十二年前的傷痛,又被強迫和政 治糾葛在一起。兩派政治人物如何表態,也變得萬分敏感。重要的是今天大家應該怎麼去看二·二八事件?
在我看來,六十二年後,人們應該有勇氣面對歷史真相,因為「沒有真相就沒有歷史」,可是,在這話裡又捎帶著極大的情緒衝動,而正是這種衝動沖掉了歷史真相。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大家至少應該對事件的發生,有一個客觀描述。長久以來,時常被引用的描述是,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專賣局獲報走私消息,派葉得 根、傅學通等人前往查緝,得悉走私貨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附近出售。晚7時30分,查緝員趕到,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老婦林江邁的私煙,沒收 其錢物。林江邁苦苦哀求,查緝員卻蠻不講理,還打傷老婦。圍觀的群眾憤怒追打查緝員,傅學通慌亂中開槍警告,誤中看熱鬧的陳文溪。群眾遂砸爛卡車,包圍憲 兵隊。導致暴民濫殺外省人以及隨後國民政府血腥鎮壓,殺害大量無辜台灣人,包括大多數台灣知識精英的事件。
後面一段是事件引發的後果,當然是事件的悲慘後果。但是事件是如何發生的更應該追查到底。因為它牽涉一些對事件最基本的判斷和說法,例如「抗暴」等等。在去年二·二八紀念日前,沉默將近六十年 的當事人終於鼓起勇氣,站出來說明事實真相。她就是煙販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其實她才是真正的歷史人物,事件是因她而起。
林明珠描述親歷的事實是:十歲的林明珠在二·二八那天和母親林江邁分別在相距幾米的兩個小攤賣煙。當時的國民政府並沒有香菸專賣政策,她們賣煙是合法的,查禁私煙的故事根本無從談起。黃昏,一個配槍的「外省」士兵到明珠那裡買菸,他拿起煙盒裡的煙,右手夾著點燃的煙,左手放進口袋準備掏錢,以普通話問:「多少錢?」受日本 教育只會講日、閩南語的林明珠一時反應不過來,圍在一旁的地痞混混見狀鼓噪:「有人抽免錢的煙!」並且大聲呼喚林江邁,「阿巴桑,有人欺負你女兒喔!」他們 一哄而起攻擊這個士兵,拉扯中,明珠的煙散落一地,在起鬨下衝突愈演愈烈。士兵掏槍想要嚇退圍堵他的人,舉起槍,尖銳的槍管剛好頂到了急著沖上前找女兒的林江邁頭頂,撞出血來,圍觀者更加沸騰。被大人拉到一旁的明珠聽到有人呼喊:「阿巴桑,你流血啦,還不快倒下!」「阿山仔,打人喔!」群情激憤,事件最終演 成一場席捲全台灣的風暴。待風暴平息,明珠的母親林江邁才驚訝地從街談巷議中得知,自己就是那個大家認定的虛假故事裡的主角。二·二八之後,國民政府開始發賣煙執照,查禁無照私煙。她也拿到政府發放的煙牌,繼續賣煙。林明珠在成年後和一個「外省」來的退伍軍人結婚。她母親一生內心被二·二八困擾,在 1969年去世。
不管此後是如何混亂,事情平息之後,這樣的事實是很容易核實的。例如,政府發販煙執照從什麼時候開始,當事人都活 著,發生了什麼,也可以問清楚。可是,整個事件就是不明不白地拖達六十多年。最奇怪的事情,是直到林明珠終於鼓起勇氣出來說明真相,還是有很多人完全漠視真相,繼續鼓吹虛假的故事。
馬英九從市長到總統的表態也都含糊不清,只說事情太複雜。最近,他突然清楚表態說 :「這是官逼民反,不是族群衝突」。其實,如果大 家願意面對事實,再複雜也是講得清楚的。迴避事實,只是因為有許多事實令大家難堪。而假如快刀斬亂麻,簡化判斷,反而給人不顧歷史事實,迎合民意的感覺。
比如說,二·二八事件會席捲台灣,當然有它背後的原因,首先就是台灣民眾尷尬而困擾的歷史位置。中日交戰的大背景之下,中國民眾常常注意的是割地賠款 下,自己民族自尊心受到怎樣的傷害,很少有人想想傷害最大的正是被母國拋棄的台灣國民,他們又是何等的困擾。但從理論上來說,簽訂條約之後,台灣人突然從 中國人變成了日本人,這個狀態持續了整整五十年。假如我們肯面對事實,就必須承認,台灣民眾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可以做的事情是適應。尤其是台灣下一代的 孩子,他們生在日本統治的土地上,只會說日語,接受日本教育,欣賞日本文學,他們在事實上成長為一代日本人。成為日本人不是他們的選擇,被母國拋棄更不是 他們的恥辱,這只是必須接受的事實。而在五十年過去,台灣人差不多適應了身份轉換和文化轉換的時候,大局勢的變化又要他們「變回來」,做中國人。台灣人再 次被迫面對現實:他們要在兩個敵對國家之間轉換國民身份,隨同一起要轉換的,是許多複雜的東西——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民族感情等等。保留中國記憶的人可 能容易些,大部份人是困難的。他們是值得同情的歷史犧牲品。
就在這樣複雜的轉換初期,他們看到的國民政府,本身處於朝不保夕的生死存 亡關頭。無暇顧及也無力應付複雜的社會背景,對台灣國民政府來說,也沒有經驗面對一個已經離心,甚至「外國」、敵國的台灣。例如,當時台灣有許多作為日軍 參戰的退伍軍人,他們的傷亡撫卹就得不到妥善處理。還有對中國存在的屬於日本右翼的敵對情緒。即便是普通民眾,他們和政府是脫節的,兩者之間沒有一般國家 存在的、可以調節的寬容度。另一個今天大家覺得尷尬的事實是 : 在國民政府接手台灣後,台灣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和認同度總體較低。
而對 一些台灣本土人來說,又不願意面對這樣的事實,台灣人當時合理的不滿情緒和訴求,最終卻是以流氓滋事、暴民行兇的形式爆發出來,而不是那麼道德化的「官逼 民反」、「民眾起義」、「反抗暴政」。暴亂中被追殺的並不都是「官」,大多是同樣為「民」的普通外省人。這也是林明珠在制度轉型後,仍然遲遲不敢說出真相 的原因。因為有些人更願意留在原來的歷史描述之中。更何況,在平定社會混亂過程中,國民政府任意擴大了追求罪責的範圍,把應該做的尋找刑事罪犯,變成了一 場對台灣本土居民的政治清洗,甚至是對本土精英的剷除,本土冤死者遠遠超過死於暴民的外省人,具體數字至今不明。在國民政府的獨裁階段,自知理虧,就以封殺的方式封存討論,使得台灣本土的怨恨長期鬱積,鬱積的結果,又使得今天轉型後的國民黨政治領袖,不敢以同樣的程度,為二·二八事件中被暴民屠殺的「外省 人」伸張歷史正義。如今馬英九政治化的蓋棺論定,又如何面對死於暴亂的一千多名外省人?
其實,所有從獨裁制度轉型的社會,都要面對這樣的歷史血腥,只是程度和具體情況不同。在面對二·二八事件時,是否有勇氣還原歷史本來面目,如何處理,在考驗政治家和民眾的成熟度和智慧。今天,台灣民眾最有利的一面是,不同的族群可以發出自己一方的聲音,當年二·二八的後代,在成立紀念父母的網站和紀念館,拼在一起,真相漸漸清楚。最終,不論現在是不是還有政治人物利用歷史悲劇做為他的政治籌碼,在一個真相明朗的明天,民眾最終會成熟,理解什麼叫做昨天,為什麼要走出昨天。